路过人间，我们都不免与生老病死狭路相逢。这是一个有关生命的真实故事。
我叫菲利普，是上海一家医院的整形科医生。
从实习算起，我已经在医院摸爬滚打了将近 10 年，轮转了所有外科科室，也见过了人情冷暖和世间百态。欠费跑路的病人、蛮横无理的家属、纠缠不清的医闹……
就像人们说的，医院是最能暴露人性的地方。
无名氏
10年前，我正是本科最后一年，刚进医院实习，轮转的第一个科室是神经外科。
那天是我值班，和另一个医生凯哥一起守在急诊。除了有几个简单的头部外伤患者，一切都风平浪静。吃过晚饭，趁着病人少，凯哥让我赶紧回办公室，利用空闲看看书，准备年底的研究生考试。可书还没看多久，手机突然嗡嗡地震动起来。
“快过来！来了个颅脑外伤！”电话那头是凯哥焦急的声音。
我心里一惊，任何一个外科医生都知道颅脑外伤的严重性。我赶忙跑去急诊，凯哥正坐在诊室里看 CT 片子，一脸凝重。
片子是下面的县医院拍的，左侧硬膜外血肿，大概有十几毫升，右侧大脑有小范围的脑出血。单从 CT 结果来看，情况并不严重。
可看到患者后，我才发现，问题并不像片子上显示的那么简单。
患者是一个年轻男性，看上去 20 岁左右，光头。除了一块淤青，他的头皮上并没有明显伤口，却已经陷入昏迷。我检查了一下神经反射，也出现了异常。
凯哥说，CT 是 2 个小时以前拍的，血肿肯定还在增大。他已经安排了复查 CT，今晚八成是要手术了。
听到凯哥这样说，我赶忙去帮患者办住院手续，可在候诊区喊了几次“抢救室三床家属来一下”，都没有人应答。这时我才想起，他的床头牌上，写的是“无名氏”。
跟着患者一起来的警察说，他是骑摩托车出的车祸，事发地点在县城外不远处的公路上，很可能是车辆失控后头部撞到路边的护栏，当场昏迷。目前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身份信息，摩托车也没有牌照。
为了尽快手术，我只能联系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帮他办了急诊绿色通道的手续，优先抢救。也就是说，先救命，再收费。
这时，CT 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我一路小跑去 CT 室，直到拿到片子，才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血肿不大，患者的症状却那么明显——
虽然硬膜外血肿没有恶化，但脑出血很严重，患者的脑室已经里充满了血液，而且明显发生了扩张。这样下去，很快就会危及生命。
手术刻不容缓。
我又狂奔回诊室，把情况告诉凯哥，然后马上通知病房和手术室。很快，手术室的麻醉师和护士们就准备好了，上级医生海涛哥也在赶来的路上。
术前洗手的时候，我还在庆幸：“这家伙是个光头，省得咱们备皮（剔除毛发并进行清洁）了。”
消毒、铺手术巾、穿手术衣，一切准备就绪。凯哥先在太阳穴位置做了皮肤切口，我和他配合着切开、止血，很快就暴露了颅骨。
这时，海涛哥也来到了手术室，准备正式手术。我们拿掉了一块大约 9 厘米长，6 厘米宽的颅骨，这样就相当于在脑壳上开了一扇窗，预防水肿挤压脑干，然后在侧脑室插入一根管子，把血液放出来，减轻脑室内的压力。
手术做得好好的，海涛哥突然抬头看了我一眼，问：“头部消毒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况？”
我一头雾水，担心是自己消毒不合规范，战战兢兢地说：“没什么，就是他可能是刚剃的头，脱衣服的时候发现脖子上、锁骨上都是碎头发。“
“问题就出在这儿。”海涛哥的表情依旧专注，但还是可以从语气里听出一丝不满。
“这头肯定是下面的县医院剃的。都备好皮准备做手术了，发现没有家属，害怕没人签字担责任，又怕没人交钱，就把包袱甩到咱们医院。他们都这样搞了多少次了！”
听了海涛哥的话，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县医院明明拍了 CT，却又把病人送到这里。
之前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老师们提过医闹。
前不久，楼上的普外科就经历了一场医闹，起因是一个患者结肠癌手术后，吻合口破裂造成肠瘘。这本来属于常见并发症，术前谈话里，也讲过这种可能性，但家属张口就要 20 万，天天赖在病房里，搞得全科焦头烂额。
这个人现在身份不明，如果手术出现问题，或者术后恢复不好，家属又突然找上门来，那我们可真是百口莫辩了。但患者情况危急，想不了那么多，先把人救过来再说。
做完手术，已经是凌晨，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把患者送进 ICU 后，我心里默默祈祷这个家伙能尽快醒过来，哪怕是只有痛觉，能够哼唧几声也是好的。
一句谢谢都没有
第二天下午查房的时候，患者的状况还不错，呼吸和心率都很平稳，捏他手上的皮肤时，也有了躲避动作。
在 ICU 里又住了 2 天，他渐渐苏醒。虽然有些迷迷糊糊，说话词不达意，但已经能和别人交流了，还会在半梦半醒中夸护士长得好看。主任看过后，要求隔天把他转出 ICU，给其他重症患者腾床位。我们看着 ICU 里空着的两个床位，心里都明白，还是钱的问题。
目前，他的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一万，而这些钱都是医院垫付的，最终还是会摊到每一个医生、护士头上。
就在这天，警察找到了他的家属：
一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农村老头儿，黑黑瘦瘦的，脸上沟壑纵横，身上穿着当时已经很不常见的蓝色中山装，脚上是几乎完全褪色的绿色解放胶鞋。
他的裤子上还沾着泥点，裤脚挽起到小腿，像是刚在地里干完活的样子。
问了警察才知道，这个老头儿是患者的父亲，今年 56 岁，38 岁那年才有了一个独苗。孩子的母亲有慢性肾病，50 岁那年去世了，家里为了治病，一直找亲戚、邻居借钱。这次来医院，也是和周围人借了一圈，才凑了不到一千块钱。
看到家属这副样子，大家都默默叹了口气——还钱？还是别抱什么希望了。
到了下午，患者的颅内压又升高了，而且术后谵妄（行为躁动、胡言乱语）比较严重，转出 ICU 的事情只能暂缓。我带着他父亲进去探视，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看着插满管子的儿子，眼里不停淌泪，僵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
我又把他带到医生办公室，向他介绍病情，完成一大堆的谈话和签字。而这个男人只是僵坐在凳子上，双手紧紧扣住膝盖，像一个在接受批评的学生。
我每说一句话，他就点点头，让他签字，就木然地拿起笔，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始终没有看过我一眼。
他离开办公室后，我不太高兴：“这个老头儿，我们救了他儿子的命，还垫了医药费，他竟然连句客气的话都没有！”
凯哥听到了我的不满，过来悄悄跟我说：“这算什么，咱们就是靠治病救人养家糊口的，不要什么事都想着让人谢，不告你就不错了。”
听完这话，我心里更憋屈了。患者本来都准备转回普通病房了，现在颅内压又突然升高，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万一家属硬要说我们手术没做好，就麻烦了。
因为患者住在 ICU，他父亲不能像其他家属那样睡在床位隔壁的折叠床上，又舍不得住宾馆，干脆直接睡在了消防通道里。保安巡逻的时候经常把他的“床铺”——两层纸板给扔掉。
我告诉他，医院后面的小巷子里有日租房，一个床位一天也就二十多块钱，很多家属都住在那里。一听说二十多块钱，他本来呆滞的双眼看了我一下，摇了摇头，又把手里破旧的提包攥紧了一点。
最后，我们和保洁员商量，让他晚上住在放扫帚的仓库里，又找了些纸板当床铺。因为是夏天，温度也不低，夜里他就和衣而睡，算是解决了住宿问题。
不过，他依旧很木讷，一句谢谢都没有。
出院
这几天，患者的情况时好时坏，不过总体上恢复得不错，转入普通病房应该只是时间问题了。
他父亲除了每天上午的查房和下午三点的探视时间外，都处于消失状态。据保洁阿姨说，他一般在消防通道的楼梯上坐着发呆，或者去花园转转。
住进仓库的第三天，这个常常消失的人突然出现在护士站旁边，搓着手张望。起初，我忙着干活，没注意到他，直到保洁阿姨嫌他站在那儿影响拖地，喊了句：
“真碍事，晚上占着我们小仓库，白天又站在这儿碍我的事。”
阿姨说话的声音特别大，周围的人纷纷看过去。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护士长把他叫到一边，问他有什么事情。他憋了半天，冒出一句：“主任上午查完房说，我儿子能从里面出来了，多亏了你们，保住了我儿的命。”
护士长连忙说，没什么，都是应该的。
直到这时，这个男人紧张的情绪才终于放松了些。他跟护士长说，如果以后有需要，就去消防通道找他，医院里有什么打杂跑腿的事情，他愿意帮忙。
说完这话，他的脸又憋得通红，扭头去跟保洁阿姨赔笑脸，然后不由分说地提起阿姨的脏水桶就往水房跑。正在气头上的阿姨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那个黑瘦的男人提着水桶晃晃悠悠地走过来，和保洁阿姨一起打扫卫生。活动几下，他显然是出汗了， 脱掉那件有些破旧的中山装，搭在旁边的扶手上。
来到医院这么多天，他脸上第一次浮现出自然的笑容。
晚查房过后，我和护士一起把患者从 ICU 推出来，转入普通病房。老头儿早已经守在 ICU 门口，父子俩一见面，一句话没说，都哭了起来。ICU 的护士说，患者刚醒的时候，总是问摩托车在哪里。原来，他出事时开的摩托，是向朋友借的，他家经济困难，怕摔坏了赔不起。
听到这个，我苦笑一声，心说这几天住院的费用，够买好几辆摩托车了。
回到普通病房以后，患者的状况逐渐好转，毕竟是 18 岁的壮小伙，恢复起来很快。临近月底，他已经能自己在病房里走来走去。也就是说，距离出院不远了。
这段时间，他的父亲也从仓库搬到了病房，白天没事的时候，就在走廊里站着，或者守在护士站旁边，看有谁需要帮忙。护士捧着瓶瓶罐罐的注射液，他就过来搭把手；保洁阿姨腰不好，他就主动去打水；饮水机需要更换水桶了，他就一个人扛起来一桶四十多斤的纯净水，胳膊上的青筋清晰可见。
日子一天天过去，正巧，我在神经外科的最后一天，患者可以出院了。
这时我们才知道，过段时间他还要参加高考。这是他第二次参加高考，之前一年，他都在县城的高中读复读班。
出事那天晚上，有手机的同村同学和家里打电话，说他家里的土胚房歪了。他一听，急忙借了县城同学的摩托车连夜赶回去，想看看父亲有没有出事，不曾想就在路上出了意外。
考虑到他们家的情况，这次治病我们就先垫付了费用，并且嘱咐他们带好单据，回去办新农合报销，报销的钱再还给我们。至于自费部分的钱，就由医院来出了。
出院这天，医院宣传科还来拍了一张合影，说是医务人员公益救助困难患者，院报得宣传一下。
我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这爷俩离开病房。老头儿回头朝我们看了看，似乎眼里有泪水，因为他用袖子擦了一把。
我那时学生气重，找海涛哥抱怨：
“这人真是的，咱们救了他儿子，还没要钱，查房的时候从没听他跟我们说过谢谢。过去看电视剧里面，要是医生仁至义尽到这份儿上，还不得感恩戴德的。”
一把花生米
之后，我也很快离开了神经外科，轮转到泌尿外科和普外科实习。
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又接触了很多新的病人和家属，那个老头儿的形象渐渐从我脑海中淡去，只剩下一个模糊的影子。直到十月的一天，我在食堂遇见凯哥，他把我拉到了神经外科病房。办公室里放着一个很大的蛇皮袋，里面是装得满满的花生米。
护士长正在用小袋子分装，看见我来了，她赶紧递给我一袋：“快快快，赶紧拿着。这一大袋子得有七八十斤吧，那人竟然一路扛过来，还真厉害。”
她说的是那人，是颅脑外伤患者的父亲，那个黑瘦的老头儿。
主任本来已经做好了他不还钱的心理准备，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他不仅把报销的钱带回来了，还拼拼凑凑了三千块钱，说是自费部分的，也还给我们，剩下的他再想办法。
据说，老头儿今天笑着告诉大家，他儿子考上了大学，今后就是干部身份，不用再像他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了。那一袋子花生就是他送给医生和护士的谢礼。今年收的新花生，刚晒干的。
护士长推脱不掉，只得留下那袋花生，但大家商量之后，决定让他把三千块钱带回去。自费部分就不用再还了，就当是医院援助他们的。
周末，我把花生带回了家，足有一斤多。父亲之前一直在老家务农，也种过花生。晚上炸花生之前，他挑挑拣拣，发现没有一颗不饱满，没有一颗虫蛀，没有一颗发霉，笑着说了一句：
“不孬，挑过的。”
听着父亲的话，我仿佛看到，一个晴朗的初秋夜晚，黑瘦的老农坐在院子里，就着泛黄的灯光，仔仔细细地，一颗一颗挑拣着花生米。
从医十年，我时常想起这一幕
正是这个
不善言辞却又一片赤忱的老头儿
让我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医院里
也时刻保持着
对善良的笃信和期待
来源：丁香医生（ID：DingXiangYiSheng），策划：CC，责编：罗布君，作者：菲利普医生。本文经由日本北海道大学神经科学硕士 庄时利和 审核。原文略有删节
本期编辑：崔鹏、朱田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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