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深夜，我写了《冠状病毒可不分京籍非京籍哦》：在当天疫情确诊病例通报中，人民网、新京报、大众网等媒体在新闻标题中刻意凸显“均为外省户籍”属于户籍歧视，是身份歧视的一种。
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发布”为例。这是6月22日的发布，强调了户籍信息：
这并不是因为我的文章文采有多好，而只是因为我日拱一卒说出了很多人不敢说的话，或者，说出了很多人习以为常的不正常现象。北京如今常住人口2100万左右，户籍人口1400万左右，也就是说有700万非京籍常住人口。如何对待这样一个人群，所涉者广，所关者大。改进些许，善莫大焉。
为什么吹哨者总是要历经那么多磨难？
为什么我们有些人总是习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不是解决问题？
为什么倾听一线门诊医生的声音这么困难，允许一位医生的声音存在于这个世界，为什么又更加困难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给那些勇敢者更多声援与保护，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回归常识、说人话、办人事，为什么又是那么困难呢？
以及，到底要牺牲多少，才能让我们这个社会分享公义之美？
疾病好治，人心难治。社会病了，拿什么当药？我们需要很多治疗身体疾病如肺炎的医生，但同时，更需要许多治疗社会疾病如*患的“医生”。日常烟火的病人难寻，比烈士万千英雄辈出好得多。社会医生工作到位了，身体医生的工作就少了。如果人人都坐等局面走向不可收拾，那就真的会不可收拾。
有一年，北京高考有一篇备受关注的作文《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我从来都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从上小学起，我就知道我会上北京大学，因为我就住在它的隔壁。老师们都非常爱我，我去了好多博物馆，还看了很多儿童剧。我那时候就知道有不少小学生还在农村，我给他们捐过钱，还把我用过的文具送给他们。因为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我毫不意外地上了一个好中学，而没有“翅膀”的学生们，听说有不少当了放羊娃，也有的当了打工仔，他们还是未成年人。
我和高中同学一块去奥体中心踢球，一块去颐和园春游，我们也为外地人的遭遇担忧，为农民工、为小摊贩、为孙志刚、为邓玉娇的命运叹息，我们知道我们肩负的使命，但我们并不为此感到不堪重负，因为从小开始，我们就是天生的赢家胜者。
说到现在，您应该明白我在说什么。外地的孩子经常因异地高考被查获，北京从来没有；外地的孩子上北大要分数惊人，北京的孩子还没考已平添很多分……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讨厌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自己所喜欢的，也要帮助同胞获取。守望相助，才是中国人族群传统的魂。给予我们这个族群的每个人以他应有的平等，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而是我们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也是我们作为现代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在这个现代文明中基本的社会角色责任，更是进步文明应有之义。只有我们以平等待人，他人才会以平等待我。给予他人歧视，自己终将得到歧视。给予别人平等，自己终将得到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