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曹丰泽
可就是这样一场灾难的序章，“七七事变”的起因却透露着一种难以名状的荒诞感：究竟是什么，开启了法西斯疯狂屠戮的魔盒？
就是因为一个走失的日本兵。
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并于当晚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严词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
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冀察当局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
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日军借卢沟桥交火之名迅速向华北增兵，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进一步形成紧逼态势。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
就这样，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打响了。就因为“一个走丢的日本兵”。
就是因为一个走失的日本兵？
毫无疑问，但凡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一说法有多么的荒谬。如果没有这个走失的日本兵，日本就不会侵华了吗？如果真是那样，那和平未免也来得太简单了。要这么说，当初7月7日的那天晚上，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只要打开城门，让日军进来搜查一番就好了。到时候，日军找到了走失的士兵，中国守军礼送出城，双方相安无事，免得生灵涂炭，多好？或者，我们可以和日军“辩论”嘛，我们据理力争，向日军解释清楚宛平城里没有日本士兵，以及为什么不可能出现日本士兵，日本人不是就可以撤了？
志村菊次郎是个可悲的小人物。他并非生来邪恶，只是不幸被日本法西斯裹挟，成为了侵略战争中可怜的牺牲品。他没有活到日军战败的那一天，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1944年，志村菊次郎在缅甸死在了与中国远征军的交战中，至死仍是普通士兵。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人关心这个普通士兵的命运，更没有人愿意去追究这个普通士兵的责任，因为无论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都深知日本的侵略早已在高层内部蓄谋了几十年，发动全面侵华实属瓜熟蒂落，跟这个士兵是否走失毫无关系，也不会因他的走失与否而改变分毫。
志村菊次郎的走失只是个随手找来的借口。
就是因为一个走失的日本兵！
看了这个“笑话”，我一点也笑不出来。
熊反复地殴打兔子，难道真的是因为兔子不戴帽子吗？不。熊殴打兔子，是因为两点：第一，熊的力量相对于兔子有碾压的优势，熊只要想打兔子就可以打，而兔子没有还手的能力。第二，熊想要殴打兔子。至于兔子是不是戴了帽子，毛色是不是合了熊的心意，根本不重要。熊只要想打兔子，它就可以打兔子。
可悲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志村菊次郎的故事仍然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期，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拿出了一个装着不明白色粉末的试管，同时声称在伊拉克发现了大规模杀伤性的化学武器。没人知道这个小试管中到底装着的是什么，但一时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的舆论氛围骤起，仿佛这个试管中装的就是这种化学武器。美国一手炮制的舆论让萨达姆背上了恐怖的罪名，也使得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变得好像有那么一点顺理成章的味道。
那之后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战争让伊拉克生灵涂炭。后来就是“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乘虚而入，各方军事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只有平民百姓苦不堪言。至于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那个试管里的白色粉末到底是什么，早已无人关心。也许它真的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的那样，“搞不好就是点洗衣粉”。谁都知道，美国之所以入侵伊拉克是出于美国自己，尤其是美国资本集团的利益考虑。所谓“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不过就是又一个“走失的日本兵罢了”。
十七年过去了，美国最终也没有在伊拉克找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那么，在战争中惨死的那些伊拉克人谁来负责？伊拉克国家的未来谁来负责？“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如入无人之境的扩张，又让谁来负责？
总之不是美国。
帝国主义的侵略，向来只与两件事有关：第一，它是否具有侵略的能力。第二，它是否具有侵略的意愿。如果帝国主义比我们强大以致于我们无法反抗，而且它们侵略我们有利可图，那它就一定会侵略我们，这与我们的主观意愿无关。至于侵略我们的借口，向来都是三个字：莫须有。
帝国主义炮制罗织弱势国家的罪名，向来是“不拘一格”的。是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就行。你跟它的贸易在会计上出现了顺差，这是罪名；你的民族企业崛起碍了他们垄断资本集团的眼，这是罪名；你的人民吃了太多的肉造成了碳排放，这也是罪名。至于它自己的人均碳排放要比你高上四倍，这又该当何罪？那他们是不管的。
可如今，偏偏就有人把这些帝国主义随手找来的“罪名”看得比天还大。病的轻的，会就着这些所谓的“罪名”一条条分析，引经据典，如同古代翰林院里的学究一般，把这些“罪名”给自己一一对号入座；病的重的，则迫不及待地展开对自己的批判和反思，恨不能痛哭流涕地向帝国主义供认自己的罪行，以求得帝国主义能够网开一面。
前者，是幼稚病，是对帝国主义的暴虐理解不足，是愚蠢；而后者，则是彻底的奴性，是求做帝国主义奴才而不得的迫切，是帮凶。
帝国主义要侵略你，与你无关，亦与那所谓的“罪名”无关。若是辩论与忏悔就能制止帝国主义作恶，那和平来得也未免太过简单。
让帝国主义讲道理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帝国主义不得不讲道理。我们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有足够团结的人民，让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无利可图，甚至付出他们无法承受的代价，他们自然就不敢来侵略我们了。一个不敢侵略、不能侵略的帝国主义，罗织再多的所谓“罪名”，也无非就是阴暗者的无能狂怒罢了，害不得我们分毫。
不过，帝国主义对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侵略，又不仅仅是发动热战争那么简单。它们或许会慑于我们的国力，不敢发动军事上的颠覆，但在其他领域的小动作同样不会停止。从建立关税，到制裁企业，再到外交打压，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侵略，因此它一刻也不会停止坑害我们的尝试。这样的坑害无处不在，罗织的“罪名”也同样会层出不穷，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在实力上壮大自身，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这些“小动作”；同时也要擦亮双眼，清醒地看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所谓“定罪”，实际上不过是宛平城外走丢的那个日本兵，是意图欺凌我们的可笑借口。靠永无休止的退让，是摆不脱帝国主义的，而只能让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