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开心不起来的“反转”。
这个月一位老人从亳州出发，想要到达浙江黄岩投奔亲戚打工。
由于没有健康码。
他坐不上火车，徒步几百公里，十几天时间都在路上，抱着锅碗瓢盆，风餐露宿。
不久后，警方“辟谣”：
老人是坐火车到杭州的。
原来没有步行上千里。
看到这，围观群众也就散了。
但事情真的子虚乌有吗？
如果老人没有徒行千里，是坐火车来找投奔亲戚的，为什么老人家在距离目的地还有好几十公里的地方徘徊？
为什么三更半夜的在外面带着锅碗瓢盆风餐露宿？
工作人员又为什么“接送”老人家安全回到了老家？
浙江当地民警说，“他从绍兴往黄岩这一百公里也可能是搭车过去的，但还无法证实。总之，说没有健康码不能坐车是假的。”
总之，“疑点重重。”
让我们担忧的事并没有反转。
即——
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
这些无法出示健康码的人，缺的不是健康，而是数码。
早在今天3月，已经有这样的声音：“我爷爷奶奶70多岁了，普通老年手机都不会使用，更别说智能手机了。”
据国家统计局的2019年数据，60岁以上的人，会上网的比例仅占23%。
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
也就是说，有5亿的国人是脱网的。
他们正在逐渐失去话语权。
甚至，失去起码的社会参与的机会……
Sir知道。
这篇文章不会被他们看到。
但正因为看不到，才需要我们主动走进这群“断网者”。
01
电影不该忘记
被网络排挤在外的人有多难？
2016年的金棕榈奖《我是布莱克》。
导演肯·洛奇。
一个五十年都在拍底层民众的现实主义题材大师。
他的电影，要为这群不能发声的人发声，让你看到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碾压：阶级、企业、官僚……
以及科技。
布莱克。
一个木匠，患上心脏病后，医生告诉他必须停下来休息。
停下来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
布莱克只能到相关部门申请失业补贴，却一次又一次因为繁琐的流程而碰壁。
没办法，他不会用电脑。
现在的申请，都走线上流程了。
我是铅笔时代的人
难道你们都不考虑一下我这样的人吗？
布莱克问：能申请人工服务吗？
工作人员冷冷地说：有为你这样不会上网的人，特别设置的咨询号码。
布莱克问他：那电话号码是多少？
工作人员说：你可以在网上查到。
好吧，为了能够申请到失业救济，布莱克开始努力学习，接触网络。
布莱克只能到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
第一次去，没有空的位置，周围都是年轻人。
第二次去，终于等到一个位置了。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很耐心地教他应该怎么上网，身边的年轻人也都回答他的问题。
布莱克捣弄了一天，搞清楚了鼠标该怎么移动，网页上的横杠该怎么拖动，也终于到了申请页面的最后一步了。
你猜怎么着？
填表时间超时了。
布莱克勤勤恳恳地干了几十年的木匠。
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事。
现在他发现自己被抛弃了。
电影的结局，布莱克死于心脏病和贫困之中，至死那笔失业救济也没有申请下来。
在他的丧礼上，一位曾经得到他援助的单亲妈妈宣读了他本应在法庭上读的信：
我不是保险编号的数字，更不是画面上的点
不是狗，是人
因此要求夺回属于我的权利
要求对人的尊重
02
后浪不该忘记
互联网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便利。
但不能忽视的是，它也正在形成一种——
“赛博专政”。
程序化地，将不通网者从社会中抹除。
疫情期间，黑龙江的一位老人因为用的是老人机，没办法扫描健康码。
防疫人员一再要求扫码才能放他通过。
沟通无果后，防疫人员推了老人家一把，拳脚相加。
—没有你让我怎么扫
—必须扫
老人面部流血受伤，仅有的老人机也摔坏了。
在这个视频中，Sir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很清晰，很刺耳。
老人家委屈地说：干啥啊？你干啥啊？
科技本是为人服务。
现在没有了科技，人都不配被当成人对待了吗？
所谓智能化，也成为另一些人新的障碍。
不会操作智能机的老人在现代科技前，犹如禁止通行的路障，他们是数字时代的难民，无处逃遁。
买火车票。
一位老人为了去苏州看女儿，已经跑了6次火车站，去了6次人工窗口。
但每次到窗口，都被工作人员告知，已经没有票了。
工作人员说：“你可以到网上去看一下有没有8、9号的。”
可是他并不会上网。
民警询问的时候，老人突然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委屈地哭了。
老人说，自己以为到火车站，买到票，背上包，就可以回家了。
—你会在网上买票吗？
—网上俺不会
银行办理业务。
明明有人工窗口，老人家还要跟着机器眨眼，点头，识别，动作稍慢一些，又得重新来一次。
老人看病。
去医院挂号，却发现已被网上预约完毕，只能一旁茫然地坐在医院里，等着看有没有漏下的号。
看病难。
网上预约让看病更容易了吗？
不。
医疗资源就那么多，这不过是场零和博弈。
所谓的方便，是把一部分人的困难，转移到了另一部分人身上。
在这场博弈中的落败者，就是处于网络劣势的老人。
如果老人可以这样被抛弃。
那么被抛弃的，也终将是未来的你我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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